我現在跟大家聊的時候，是用語言來溝通的。語言和文字的關係，聽的語言和閱讀的文字的關係，都是我們很關心的題目。文字也好，語言也好，都是由符號開始的。大家都知道最早期的文字是結繩，是一個符號，就是說前邊有危險，你不要向前邊走了。

上古時代的人見到地上有個結繩就知道不要向前邊走了。然後就慢慢演變成文字了，最簡單的文字，文字其實基本上都是符號。中國的文化中，文字是象形文字，所以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符號。西方…… 英語、拉丁語系，是聲音開始的，所以就不一樣。我由我們自己東方的，尤其是中國的文化，開始講我們怎樣由一個符號的世界變成一個文字的世界，然後到了今天，又變成一個符號再出現的世界。我們是不是將文字再簡化了，譬如我們見到有個形象，就知道這是「男廁」，另外一個形象，這就是「女廁」。

穿裙子的就是女廁，穿褲子的就是男廁，或者有時見到一些符號，知道前面有危險，或者知道前面有工程在進行，這些全部都是符號。符號的世界簡化了文字的世界。我們怎樣處理這些溝通的歷史？對舞台上作為一個實驗室來說，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。2013年我跟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系的同學做了一個實驗工作坊，在工作坊裡，我由一張A4白紙開始。我跟大家說，我們試試將A4白紙慢慢拿起來遮住自己的臉。

像現在這樣，慢慢拿起來，然後慢慢遮住自己的臉。然後我們討論什麼是「A4紙」，為什麼「A4紙」是這個size，為什麼是這個厚度，為什麼是白色，然後再講我們利用A4紙傳遞信息的方法。是打字上去，還是用來畫公仔？那麼當我們拿著一張A4紙遮住自己的臉，是不是這些信息阻礙著我們看前面的世界，我們只看到信息而看不到信息以外的世界呢？就像很多時候我們拿著一個手機，是不是就只看到手機而看不到手機以外的世界呢？這也是在討論載體。我相信我們看劇場，希望大家都看到劇場外面的世界，而不是只看到劇場本身。

我們希望看到劇場和外面世界的關係，而不是只沉溺在劇場裡。我們常常會問，思考時是用文字，是用符號，是用圖畫，還是用聲音？你思考時有沒有聲音？還是純粹是一個視覺的經驗？我們在劇場裡，處理的是聲音和視覺，同時我們在處理我們和聲音、視覺符號、文字及語言的關係。實在最關心的都是我們怎樣思考。

如果我們不思考，可能文字也好，語言也好，符號也好，都只是一個包裝。如果我們思考，我們應怎樣用文字，怎樣用語言，怎樣用符號，才不讓它們來框住我們。什麼是框住？其實我覺得我們永遠有一個階段，被文字也好，語言也好，符號也好，聲音也好，框住我們。但是如果我們明白什麼是「框住」，其實我們就不是給它框住，而是我們借那個框，再去發展那個框。然後令到那個框更加大，或者有新的變化，更加靈活去發展。我想，當我們討論符號時，應先由如何檢視劇場裡既有的符號來作為一個開始。

實在劇場本身也是一個符號，因為當大家談到劇場，那你就立刻想到劇場就是一個這樣的空間，這樣的一個框框，而你怎樣去突破那個符號，所以才會有，劇場是一個舞台，還是一個四面打通的舞台，還是一個廣場式的舞台，都是在講拓展一個劇場的符號，成為開放式的符號。中國傳統的表演藝術的劇場裡，最明顯的一個符號就是，舞台上面的裝置，就是台上有一張台，有兩張凳。這是中國傳統舞台裡面最iconic的一個staging，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舞台裝置。

當然這反映了中國傳統劇場裡半抽象和疏離主義概念。我想，一桌二椅與中國傳統表演藝術，現在是不可以分離的，是同一樣的東西，但我們通過一桌二椅這個概念重新檢視舞台裝置的一個符號，並且借助這個符號重新再探討劇場，也是其中一個我們可以嘗試的實驗。所以在97年前後我就開始委約很多朋友一起去做一個一桌二椅的創作。第一批的創作我做了一個跨越性的邀請，我請了很多電影導演，請了一些搞視覺藝術的，請了一些做評論的，都來做一個舞台的創作。那個舞台創作中，大家都要處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，然後大家都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去講自己想講的東西，大家都有兩個演員。

在這個基本的設施上，我做了一系列的委約，到今日為止已經有差不多一百個作品，亦即是一百個二十分鐘的作品。裡面包括了一些大中華地區的藝術家，有些是亞洲地區的，有些去了歐洲及美國。實際上我們通過這件事推動了另外一個概念，就是文化交流的概念。我借了一個符號，跟你討論你怎樣閱讀這一桌二椅，和我怎樣閱讀這一桌二椅，大家一起來做比較，大家通過一桌二椅來講文化交流和文化發展。所以很多時候符號，尤其比較抽象的符號，有更多的空間去做演繹和交流。

具象一點的，譬如大家都做過莎士比亞的作品，然後你怎樣做莎士比亞，我怎樣做莎士比亞，那個空間就沒有你做一個一桌二椅，我做一個一桌二椅那麼大，但是都可以的。但是我覺得我們傳統中國文化裡的一個裝置，從這個符號開始，是中國傳統表演藝術裡一個很重要的處理交流的概念。大家可以想像，一桌兩椅，兩個人坐在兩張椅子上，他們兩怎樣聊天，其實都已經有了含義。我作為一個觀眾，我看著這兩個人怎樣聊天，怎樣討論，或者這兩個人又向台下看，那麼這裡面已經與劇場的概念有關係。

所以我們借著中國傳統表演藝術舞台裝置符號來展開對話，是這二十幾年裡的一個實驗。在這一百多個委約作品裡我們看到，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怎樣演繹、怎樣評論、怎樣重新建構一桌二椅的概念，及怎樣處理二十分鐘這個框框。然後，通過這樣的一個實驗，他們怎樣去比較彼此的作品。我覺得這是舞台藝術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。因為現在的舞台藝術發展，很多時候，藝術節基本上是一個中產的文化消費項目。

我覺得舞台藝術需要有更大的辯證空間，更多藝術家間的討論，討論舞台與現實世界的關係，討論我們與過去及現在的關係，討論裝置藝術的符號與這個世界的關係。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題目。所以很多時當我做一桌二椅，借這個符號去處理創作時，其實我同時也在重新建構什麼是藝術節，什麼是藝術交流的平台。在中國的傳統表演藝術裡，將角色典型化，是劇場裡一個很明顯的個案。譬如我們將旦，生，丑，當然將丑再細分就有大花臉，小花臉。

然後生再發展下去有武生，旦裡面就更加有很多很多種類了。那麼將它stereotype成為一個符號，明顯是傳統藝術中的一個現象。那麼我們怎樣討論這個現象？然後再通過這些討論審視中國傳統表演藝術？這也是我們表演藝術界很關心的一個環節。

2012年開始，我和一群傳統表演藝術的青年朋友──是崑劇演員──在南京崑劇院合作。我常常討論關於角色轉移，換句話說就是將那些符號打亂。你見到一個丑，他忽然變成一個生，或者變成一個旦，因為他們的培訓及經驗，他們可以隨時轉換角色。之後我請了亞洲不同地區的演員一起來做討論跨性別的實驗，譬如說，反串，是傳統戲曲裡常見的。那些旦由男人反串，或者生由女人扮演。在印尼、印度、泰國，其他地方，日本、韓國……其實反串是一個很重要的表演藝術現象。

跨越在表演藝術的發展來說，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，我們跨越既有的符號式的角色，成為實驗的重要部份。在傳統的崑劇演員中間，我不斷嘗試請武生做旦，請旦做小生或者大花臉，請大花臉嘗試做小花臉。他們通過跨越進一步發揮自己既有的養料，而且他們的角度和層次就更加多。因為他們會從一個小花臉的角度去看、去演繹大花臉，或者他從一個武生的經驗去演繹一個旦。我覺得這些跨越，都是實驗劇場裡很重要的元素。

除了我剛剛講的角色跨越，我們試圖用跨文化的方法，去溝通、交流，發展文化。我們覺得這對表演藝術也好，對藝術發展也好，對文化也好，文化發展也好，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嘗試。讓我們的視野可以更加寬，讓我們看事情的方法可以更加包容，讓我們可以不斷轉換身份去看彼此的定位，重新爭取更多的空間去思考，然後反思在今天的文化發展中，我們自己的定位。